证券金融论文：金融危机对中国模式是机遇也是挑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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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其他一些政治体制这些年的发展表明，民主的政体不见得能够有效服务于公众，而中国的体制也不见得不能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构架，而是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政策

　　■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最近很多迹象表明，世界对中国的期望和对中国模式的认同感正在快速增加。首先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各国还是寄希望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很多人也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抱有希望，但人们对新兴经济体能够做什么并不明确。自从二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总能在拯救世界经济危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即使能够发挥一些作用，也只是作为配角。

　　但这次则全然不同。各种指标表明亚洲的经济正在恢复正常，甚至是复兴。在西方，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危机已经见底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升，但人们仍然看不到其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意义。尤其是美国，人们一直在期望美国能够做领头羊。危机发生之后，全世界各国都用不同的方式来“拯救”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考量，因为人们意识到，如果美国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也会进一步影响本国的经济。但至少迄今为止，美国并没有能够扮演此种角色。

　　与美国相比较，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这次本身并没有金融危机，但深受外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在承担各种国际责任的同时，动用一切尽可能的力量来复苏自己的经济。

　　兼有金融与经济杠杆

　　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但中国政府却能同时用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来拯救危机，因为它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

　　结果是显见的。这些举措不仅带动了本身的经济复苏，而且也带动了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回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和中国经济体紧密相关的经济体大都开始出现增长的势头。而中国的这种复苏势头又对西方经济体产生积极作用。如果说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作用仅仅限于亚洲，那么这次中国的作用超越了亚洲而对全球经济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人们发现，德国和法国的经济转好就和它们对中国贸易的增长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的经济表现令西方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不过，事情还并非仅仅是中国的经济角色问题，从深层次看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

　　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已经有很多年了，中国政府本身在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小心翼翼，并没有公开接受或者反对这个概念。中国模式本身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并且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这种模式最终是否成功，还有待检验。但是站在外部的角度，人们对中国模式则不这样看。

　　曾经宣称西方民主是“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这些年来一直在修正他的观点。之前他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升到道德化的高度。但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反复和中国的崛起都表明“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最近，福山注意到，尽管亚洲的印度也在崛起，并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一个更有效率的中国。

　　开放的政治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表明，政治制度的发展是开放的。尽管中国还被外界称为权威主义的体制，但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发展出符合其自身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政治体制。

　　中国政府现在唯一的意识形态就是民本主义，努力把政府的作为和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中国政府也努力提高政府过程的透明性，并建立各种机制使官员对人民负责。中国政治体制尤其在危机期间表现出高效率，无论是处理四川地震还是应付这次金融危机，相对于其他政治体系，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和其他一些政治体制这些年的发展表明，民主的政体不见得能够有效服务于公众，而中国的体制也不见得不能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构架，而是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政策。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感受和认知的这些变化对中国模式来说的确是个机遇。这里既表现为中国的硬力量，也表现为软力量。硬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及其产生的客观外在影响，这是外界所能亲身感受得到的；软力量，就是人们对中国能够产生的经济影响力的主观认知。（很显然，这里的软力量是外界对中国的自觉的认知，是基于硬力量的影响力之上的，这和中国有关方面正在大力推动的软力量是很不相同的概念。）

　　机遇与挑战

　　金融危机考验了中国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在应付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又提升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变化的产生又是对中国模式的极大挑战。挑战的核心就是中国模式的可持续问题。对可持证券金融论文